参考来源：《陈宝仓百度百科》《吴石、朱谌之间谍案维基百科》《隐蔽战线四烈士相关史料》《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资料》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50年6月10日，台北。
下午四点，阳光依然炽烈。马场町刑场外围满了荷枪实弹的宪兵，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四辆囚车缓缓驶入，车上押着四个五花大绑的人。
为首的是一位56岁的福建籍人士吴石，身材不高，面色沉静。紧随其后的是51岁的河北遵化人陈宝仓，身材魁梧，右眼有道明显的旧伤疤痕。
第三位是45岁的浙江镇海女性朱枫，虽然双手被绑，腰杆依然挺直。最后是33岁的福建闽清人聂曦，年纪最轻，神情最为平静。
四点三十分，宪兵队长一声令下。枪声响起，回荡在刑场上空。四条生命就此定格，四个传奇故事画上句号。
这起震惊海峡两岸的案件，被称为"吴石案"或"密使一号案"。
多年以后，当尘封的档案逐渐解密，人们才惊讶地发现：陈宝仓的身份暴露，既非叛徒直接出卖，也非蔡孝乾供出，而是源于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一张亲手书写的军事情报。
正是这张纸上的笔迹，成了解开整个案件的关键线索。
【一】从书生到抗战名将：一个军人的成长轨迹
陈宝仓的故事，要从1900年的北京说起。
那年4月5日，八国联军还没有攻入北京，陈家还算殷实。父亲在松宝斋古玩铺当雇员，收入虽谈不上富裕，养活一家人倒也不成问题。
可谁能想到，就在陈宝仓出生几个月后，八国联军的铁蹄踏进了北京城。战火焚烧，古玩行业首当其冲，松宝斋的生意一落千丈，陈家由此中落。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陈宝仓上小学时就明白，家里供不起他读书。每次考试，他都拼尽全力争第一名，只为获得学校的免学费奖励。
同学们买不起的课本，他就借来抄写；别人玩耍的时候，他在埋头苦读。老师们都说这孩子聪明又刻苦，前途不可限量。
可命运再次给了陈宝仓沉重一击。14岁那年，父母先后病故。一夜之间，陈宝仓成了孤儿。
读完中学后，他面临选择：要么去当学徒，要么继续求学。陈宝仓打听到清河军官预备学校不收学费，立即报考，居然考上了。
两年预备学校读完，陈宝仓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工兵科。
这所学校可不简单，培养出了大批军事人才。比陈宝仓早六年毕业的吴石、吴仲禧，后来都成了他生命中重要的人物。
在保定军校，陈宝仓如鱼得水。他不只军事课程门门优秀，连英语、音乐等辅助科目也名列前茅。
身材魁梧，成绩出众，陈宝仓在同期学生中颇有威望。1923年夏天毕业时，几个要好的同学相约一起前往山西太原，投奔晋系阎锡山的部队。
这一去，陈宝仓在阎锡山部队一待就是十几年。从排长、连长、营长，一路升到团长、师参谋长，还当上了司令部教育科长。
可是军阀混战的日子让他越来越厌倦。打来打去，战场上碰到的对手，往往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同窗相残，这种滋味实在不好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的消息传来，陈宝仓意识到，真正的敌人不是同胞，而是日本侵略者。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开始合作抗日，陈宝仓看到了希望。1937年初，他调往武汉，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科长，兼任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
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了。
8月，日军进攻上海，陈宝仓受命担任昆山城防司令。淞沪会战打得惨烈，双方投入兵力超过百万。
陈宝仓率部坚守阵地一百多天，虽然最终失利，但为上海及长江下游的百姓和物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1938年春，陈宝仓在安徽宣城战役中遭日军飞机轰炸。炸弹在他身边爆炸，弹片击中右眼，当场血流如注。
战友们以为他牺牲了，抬着他往后方送。半路上，陈宝仓居然醒了过来。虽然右眼失明，但他活了下来。
伤还没好透，陈宝仓听说日军进攻武汉，又急忙赶回前线。有人推荐他出任第二兵团参谋长，参加德安战役。这一仗打得漂亮，歼灭日军两万多人，陈宝仓的名字开始在军界传开。
1939年春，陈宝仓升任第四战区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负责两广的军事政务。
司令部设在广东韶关，后来迁到广西柳州。这段时间，陈宝仓支持一份主张抗战的刊物，还亲自撰写了多篇文章，阐述抗战主张。
1939年秋，日军从海南岛登陆广西，攻占南宁，直取昆仑关。陈宝仓负责指挥灵山方面战役。
桂南会战打了整整一年，毙伤日军四万多人，最终迫使日军南撤。这一仗奠定了陈宝仓在军界的地位。
1940年秋，日军占领越南。为保证第四战区侧翼安全，陈宝仓奉命组建靖西指挥所，任所长，镇守中越边境。
他到任后雷厉风行，调整布防、查禁走私、建立情报网，把靖西经营得井井有条。
岳圩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击退日军进攻，毙伤敌军三四百人。当地百姓送来"威扬塞外"的匾额，陈宝仓把匾额挂在指挥所，每次看到都很欣慰。
可是有件事却给他惹了麻烦。1942年，一位越南方面的人士到靖西避难，请陈宝仓帮忙培训军事人员。陈宝仓觉得抗日嘛，大家都是盟友，就答应了。
没想到这个人后来被怀疑是日本间谍，遭到逮捕。陈宝仓从中斡旋，把人保了下来。结果有人检举陈宝仓"放任某些人员四处活动"，军事法庭传讯他到重庆受审。
这场官司让陈宝仓心寒。抗战八年，他在前线浴血奋战，右眼都打瞎了，到头来却因为帮朋友说情被怀疑。
不过幸运的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陈宝仓被推荐为军政部山东胶济区接收特派员，去青岛接受日军投降。这场法律危机，算是借着抗战胜利的东风化解了。
1945年10月25日，青岛汇泉路赛马场。陈宝仓身穿笔挺的将军制服，作为中方代表主持受降仪式。日军司令长野荣二双手捧着佩刀，恭恭敬敬献上，宣布无条件投降。
那一刻，陈宝仓心中百感交杂。抗战八年，多少战友牺牲在战场，他能活着看到这一天，已经很幸运了。
可是抗战胜利的喜悦还没散去，新的战争又开始了。
【二】台湾任务：一场秘密潜伏的开始
青岛受降后，陈宝仓调往济南，任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这个职务负责调拨军用物资和粮饷，是前线部队的后勤保障。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陈宝仓心里很矛盾。抗战时打日本人，那是保家卫国，理所应当。
可现在打内战，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算什么事？他想起在阎锡山部队时，战场上碰到保定军校的同学，那种荒诞感又回来了。
陈宝仓开始"犯错"。运送物资的车队，经常莫名其妙地"走错路"，物资"不小心"遗失了。
有一次，好不容易弄到三万斤地瓜干，刚运出城就不见了。交通处长急得团团转，陈宝仓却淡淡地说了句："路上不太平，丢了也没办法。"
这些事瞒不过有心人。1946年，有人向上密报：陈宝仓有意将军用物资和粮饷遗失给对方，有"资共"嫌疑。这个罪名可不轻，陈宝仓立即被免职，在家赋闲。
赋闲的日子里，陈宝仓想了很多。抗战打了八年，他从一个普通军官成长为战功赫赫的将领。可现在内战打得昏天黑地，百姓流离失所，这是他想看到的中国吗？
1948年春，陈宝仓在香港见到了一些人。这些人告诉他，有个组织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陈宝仓毫不犹豫地加入了。
同年底，陈宝仓被安排回到某部门担任中将高参。表面上这是个清闲的顾问职务，没什么实权。实际上，陈宝仓已经开始为另一方工作。他利用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悄悄搜集军事情报。
1949年，局势发生剧变。4月，解放军渡江，攻占南京。5月，上海解放。国民党大势已去，败局已定。许多军政人员纷纷逃往台湾。
这时，陈宝仓接到新的任务：去台湾。
任务很简单，也很危险。去台湾继续搜集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准备。陈宝仓明白这个任务的分量，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可他还是答应了。
1949年夏天，陈宝仓带着妻子师文通和三个孩子登上前往台湾的轮船。大女儿陈佩方当时在上海工作，没有同行。
临行前，陈宝仓特意去看了女儿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陈佩方后来才明白，那是父亲最后一次看她。
轮船在台湾海峡颠簸了两天，终于抵达基隆港。全家在台北正义路三段永康街十三巷七号租了一座日式房屋。
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师文通把家具摆好，窗帘挂上，这个陌生的地方总算有了家的样子。
台北的街景让陈家人印象深刻。街道整洁，两旁的水沟里清水潺潺。路上行人不多，也没有大陆那种兵荒马乱的景象。刚到台湾正值暑假，表面看起来很平静。
女儿陈禹方和姐妹参加了暑期补习班，学习数理化。课余时间，姐妹俩还能到处游玩。她们去淡水河坐小船，去士林吃夜市，在台北街头闲逛，感觉这里就像个度假胜地。
秋季开学后，陈禹方和姐姐考入台北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儿子陈君亮在台湾大学植物系借读。
可陈宝仓心里清楚，这份平静只是表象。台湾此时已经实施戒严，保密局的特务遍布街头巷尾，随时盯着可疑人物。他得小心翼翼地开展工作，一个不慎就会万劫不复。
陈宝仓开始频繁外出"拜访老友"。他的保定军校同学、部队的老部下，有不少人在台湾某些部门任职。
陈宝仓利用老资格，经常去串门聊天。聊着聊着，就把对方部队的番号、兵力、部署情况套了出来。
晚上回到家，陈宝仓关上书房的门，把白天打探到的情报整理成文字。他的字写得很工整，一笔一划都很认真。
这些情报记录的都是台湾防务的核心机密：各防守区的划分、驻军番号、兵力配置、防守正面的公里数，还有沿海防御工事的详细位置。
陈宝仓把这些手写的情报，定期交给一个人——吴石。
吴石也是保定军校毕业，不过是第三期，比陈宝仓早六年。两人虽然在军校时未必相识，但保定军校的校友关系，让他们有了天然的信任基础。
吴石1949年8月到台湾，任某部门参谋次长，位高权重，接触到的情报更核心。
陈宝仓和吴石配合默契。陈宝仓负责搜集各部队的情况，吴石则提供战略层面的情报。两人都明白，这些情报的价值有多大。一旦解放军渡海攻台，这些情报将发挥关键作用。
可是他们也都明白，这份工作有多危险。台湾岛就这么大，保密局的特务无处不在。稍有不慎，就会被盯上。
1949年11月，一位特殊的访客来到台湾。这个人的到来，将改变陈宝仓和吴石的命运。
【三】致命线索：一张手写情报引发的追查
朱枫抵达台湾的时候，天气已经转凉。这位45岁的浙江镇海女性，化名"陈太太"，以商人身份作掩护。
她本来可以在新中国成立后回上海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可组织的一个任务让她改变了计划。
11月27日，朱枫从香港飞抵台湾。她的任务是与吴石接头，取走最新的军事情报。
此前，吴石搜集的情报都由副官聂曦亲自送往香港，往返一次风险极大。现在有了朱枫这个专职交通员，情报传递就安全多了。
12月初的一天，朱枫来到吴石位于台北的寓所。聂曦早已守在门口，确认周围没有可疑人员后，把朱枫领进屋里。吴石从书房拿出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几卷缩微胶卷。
这些胶卷里的情报价值连城：《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的《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海流资料、各战略登陆点地理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空军机场机群配置。
朱枫小心翼翼地把胶卷收好，装进特制的暗袋里。几天后，这批情报通过秘密渠道送到香港，再转送到华东局。任务顺利完成，朱枫准备离开台湾。
1950年1月29日，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在基隆被捕。这个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地下工作者中引发震动。更糟糕的是，蔡孝乾在2月6日选择了叛变。
他开始供出地下组织成员的名单，台湾岛内顿时风声鹤唳，保密局的特务四处抓人。短短几个月，大批地下人员被捕，台湾地下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
奇怪的是，吴石和陈宝仓的名字始终没有出现在蔡孝乾的供词里。吴石和陈宝仓的身份级别太高，采用单线联系方式，蔡孝乾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可危险并没有远离，反而在一步步逼近。蔡孝乾被捕时，身上带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叫马雯娟，化名"计小姐"。
朱枫在台湾期间，蔡孝乾曾请她帮个忙：通过吴石的关系，为"计小姐"办一张出境证，让她离开台湾。吴石觉得举手之劳，就授意副官聂曦去办理。
聂曦为"计小姐"办了一张化名"刘桂麟"的特别通行证。申请材料上填写："刘桂麟"为"刘永渠高参之女"，目的地是舟山定海，在台居住地填的是台北杭州南路某巷某号。
材料里还夹着聂曦的名片，表明是他经办的。这张出境证顺利批下来了。
朱枫也准备离开台湾。1950年1月，台湾全岛戒严，海空通道关闭，出境变得极其困难。
聂曦冒着巨大风险，安排朱枫搭乘某军用飞机离开台湾，飞往浙江舟山定海县。可朱枫的归家之路，永远停在了舟山。
蔡孝乾叛变后，台湾方面对出境人员的审查变得极其严格。特务们把所有已批准的出境文件重新过了一遍。
就在这堆文件里，一张署名"刘桂麟"的出境证引起了注意。照片上的人，跟蔡孝乾被捕时身上带的"计小姐"照片一模一样。
特务们立即展开调查。第一，根本没有"刘永渠"这个人。第二，出境证申请材料里夹着聂曦的名片。
第三，申请表上填的住址杭州南路某巷某号，正是吴石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三条线索，环环相扣，都指向聂曦和吴石。
1950年3月1日深夜，保密局的特务包围了吴石的住所。吴石在睡梦中被捕。几乎同时，聂曦也被抓了。朱枫在舟山的藏身之处很快被发现，她被押回台湾。
陈宝仓的家里，依然平静如常。女儿们照常上学，妻子照常买菜做饭。陈宝仓表面镇定，心里却在盘算。他知道吴石被捕了，也知道聂曦被抓了，可自己为什么还安全。
陈宝仓决定赶紧让家人离开。可儿子陈君亮是适龄男丁，按台湾当时的规定，不得擅自离台。
师文通只好先带着两个女儿去香港，把儿子留下。几天后，陈宝仓托人为儿子办了一张差甲证，证明派他去香港采购物资。1950年1月，陈君亮平安抵达香港。
全家人都安全了，陈宝仓松了口气。可他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
【四】致命笔迹：一张纸条暴露的秘密
吴石被捕后，特务在他家里进行了地毯式搜查。书房、卧室、储藏室，每个角落都翻了个遍。
在吴石的书房抽屉深处，特务发现了几张折叠整齐的纸。打开一看，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军事情报。
这些纸上的内容让特务们震惊。台湾全岛被划分为几个防守区，每个防守区的负责人姓名、驻军番号、兵力配置、防守正面的公里数，全都记录得一清二楚。
更可怕的是，这些情报不是零散的片段，而是经过系统整理的完整资料。整理这样的情报，需要对军事部署有极深的了解，需要接触大量机密文件，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字迹工整清晰，一笔一划都很认真。显然出自军事专业人员之手，而且是个做事极其细致的人。
纸张略微泛黄，说明已经存放了一段时间。吴石为何要保存这些原件，特务们想不明白。按理说，情报传递出去后，原件就应该销毁才对。
特务们开始审讯吴石。可吴石守口如瓶，对这些手写情报的来源只字不提。酷刑之下，吴石只承认这些情报是他整理后准备传递出去的，至于是谁提供的原始材料，坚决不说。
保密局陷入僵局。情报的内容已经清楚，可提供情报的人是谁，却无从查起。台北驻军情况复杂，有太多人可能接触到这些信息。如果一个个排查，不知要查到何年何月。
就在这时，一个负责审查文件的特务突然想到一个办法：笔迹鉴定。这些手写情报的字迹如此工整，如果能找到书写者，案件就能突破。
保密局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开始收集所有可能接触到这类机密的军官的笔迹样本。每个人写过的报告、签署过的文件、批示过的公文，只要有笔迹的，统统拿来比对。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台北驻扎着大量部队，军官数以千计。每个人的笔迹都要仔细核对，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特务们加班加点，连续工作了几个星期。
笔迹样本堆满了整个办公室。一叠叠文件摆在桌上，特务们用放大镜仔细比对着每一个字的笔画。他们把吴石家中搜出的手写情报拓印放大，制作成标准样本，然后逐一核对收集来的笔迹。
大多数笔迹一眼就能排除，字体风格完全不同。有些笔迹看起来有些相似，但仔细比对后发现，笔画的轻重、转折的角度都不一样。随着一份份笔迹被排除，范围在逐渐缩小。
终于，在第三个星期的某个下午，一个负责比对的特务发现了异常。他拿着两张纸，反复比对了十几遍，然后兴奋地叫来同事。几个人围在一起，用放大镜仔细观察。
左边那张纸，是吴石家中搜出的手写情报。右边那张纸，是某人在一份军事报告上签署的意见。两张纸上的字迹，几乎一模一样。
不只是字体相似，更关键的是细节。比如"军"字最后一横的收笔方式，比如"部"字左耳旁的弯钩角度，比如"署"字上半部分的疏密布局。
这些细微的书写习惯，每个人都不一样，就像指纹一样独特。而这两份文件上的字迹，这些细节完全吻合。
特务们立即查看右边那张军事报告。报告的签署人栏里，赫然写着三个字：陈宝仓。
整个办公室顿时沸腾了。案件终于有了突破口。那个一直躲在幕后、为吴石提供情报的神秘人物，终于浮出水面。
就是这张亲手书写的军事情报，让陈宝仓的身份彻底暴露。他不是被人出卖的，也不是被蔡孝乾供出的，而是被自己工整的笔迹出卖了。那些他一笔一划认真写下的字，成了指认他的铁证。
1950年3月的一个清晨，陈宝仓照常起床洗漱，准备吃早餐。妻子和孩子都去了香港，家里空荡荡的，他一个人倒也自在。
楼下传来汽车刹车的声音。陈宝仓走到窗前往下看，几辆黑色轿车停在门口。车门打开，十几个特务跳下车，迅速包围了房子。
陈宝仓心里一沉，知道该来的终于来了。
特务冲进屋里，不由分说就把陈宝仓铐了起来。领头的特务拿出一张纸，正是吴石家中搜出的那份手写情报。
保密局的审讯室灯光昏暗，空气中弥漫着霉味。陈宝仓被押进来，手脚都被锁链固定在椅子上。审讯官把那份手写情报和陈宝仓的笔迹样本并排放在桌上。
审讯官指着两张纸，开始发问。陈宝仓只是摇头，什么也不说。审讯官见他不配合，使了个眼色。两个特务走上前，开始用刑。
鞭子、老虎凳、电刑，各种刑罚轮番上阵。陈宝仓的惨叫声在审讯室里回荡。可无论怎么折磨，陈宝仓始终咬紧牙关，一个字也不吐。
保密局的档案资料后来这样描述陈宝仓："此人狡狯而镇定，是所有被捕人员中最难审讯的一个。"
所谓"狡狯"，其实是说陈宝仓滴水不漏，没有透露任何情报。所谓"镇定"，是说陈宝仓在酷刑面前面不改色。
审讯持续了几个星期。特务们用尽各种手段，陈宝仓依然守口如瓶。他没有供出任何一个人，没有承认任何一件事。笔迹鉴定是铁证，可除了这份手写情报，特务们再也找不到别的证据。
这让负责审讯的人很恼火。按常理，面对酷刑，大多数人都会招供，至少会透露些线索。可陈宝仓不一样，他就像块石头，任凭你怎么敲打，都不会出现裂缝。
其实陈宝仓心里很清楚，既然笔迹已经暴露，自己的罪名肯定跑不掉了。可他绝不能供出别人。
他在台湾接触过不少人，有的是老同学，有的是老部下，还有的是地下工作的同志。一旦供出这些人，他们全都会遭殃。
陈宝仓想起自己在靖西时，当地百姓送的"威扬塞外"匾额。他想起抗战时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日子，想起右眼失明那天的疼痛。
他想起青岛受降仪式上，日本人献刀投降的场景。这些年经历的一切，都在告诉他：有些事情，比生命更重要。
审讯官见实在问不出什么，只好作罢。反正笔迹鉴定的证据足够定罪了，其他细节倒也不是那么重要。
那么，为什么陈宝仓的身份会暴露呢。整个案件的逻辑链条，其实是这样的：
第一步，蔡孝乾请朱枫帮忙，让吴石为"计小姐"办出境证。这个请求本身没问题，可问题在于，这件事让太多人知道了。朱枫知道，吴石知道，聂曦知道，"计小姐"本人当然也知道。
第二步，聂曦办出境证时留下了太多线索。假的名字"刘桂麟"，假的身份"刘永渠之女"，还有真实的经办人聂曦，真实的居住地址。这些线索像面包屑一样，给特务指明了方向。
第三步,吴石在家中保存了陈宝仓手写的情报。作为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吴石本该更谨慎。情报一旦传递出去，原件就应该销毁。可吴石不知为何，把这份手写情报留在了书房抽屉里。
第四步，陈宝仓手写情报。如果用打字机打印，或者找人代笔，也许就不会暴露。可陈宝仓选择了亲手书写，这让笔迹鉴定成为可能。
四个环节，环环相扣，最终导致整个情报组织的覆灭。
事后复盘，这个案件有太多值得反思的地方。蔡孝乾的叛变固然是灾难，但真正导致吴石、陈宝仓被捕的，不是蔡孝乾的供词，而是一系列看似微小的失误。
为"计小姐"办出境证，是人之常情。可在隐蔽战线，人情往往是最大的漏洞。吴石和聂曦出于善意帮了这个忙，却没想到这张出境证会成为破案的关键。
吴石保存陈宝仓的手写情报，可能是为了备份，也可能是无意之举。可这个小小的疏忽，让特务找到了突破口。
陈宝仓手写情报，或许是因为打字机不方便，或许是出于习惯。军人出身的他，字写得工整漂亮，整理情报时随手就写了。可他没想到，这些字迹会成为呈堂证供。
隐蔽战线的工作，真的容不得半点疏忽。一个细节、一张纸、一个名字，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五】慷慨赴死：四位烈士的最后时光
陈宝仓被捕后，关在保密局的监狱里。这座监狱戒备森严，每个囚室都有武装看守。
吴石、朱枫、聂曦也关在同一座监狱，只是在不同的囚室。四个人虽然见不到面,但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存在。每次放风时，陈宝仓都会从聂曦的囚室门前走过。
2017年，曾经和陈宝仓关在同一座监狱的张姓老人回忆说："每次放风，陈将军都会从我的囚室门前经过。因为受过刑，他走得很慢，一瘸一拐的。可他仍然挺直腰杆，步伐坚定，表现得不屈不挠。"
这就是陈宝仓，51岁的军人，在生命最后时刻展现的风骨。
狱中的日子很难熬。每天除了审讯，就是漫长的等待。陈宝仓知道，等待他的只有一个结局——死刑。
可他没有恐惧,也没有后悔。他想起家人，想起已经安全抵达香港的妻子和孩子,心里总算有了些许安慰。
1950年3月20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向上呈递了一份长达几十页的《特种刑事案件侦查意见书》。这份文件详细记录了案件的侦破过程，对每个涉案人员的罪行进行了认定。
这份侦查意见书成了定罪的依据。
4月、5月,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军法会审庭组织了多次庭审,听取了各方证词,查验了所有证据。负责审理的三位人员,面对这个案子也很为难。
从证据来看，吴石、陈宝仓确实为对方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这是铁证如山的事实。可从情理来看，吴石和陈宝仓都是抗战名将，为国家出生入死多年。
吴石是保定军校高材生，曾在日本陆军大学以第一名成绩毕业。陈宝仓在抗战中右眼失明，仍坚持战斗，主持过青岛受降仪式。这样的人，就这样枪毙了，实在可惜。
5月30日，三位审理人员联名向上级递交了一份陈情书，为几位被告求情。陈情书中提到了吴石等人在法庭上的忏悔言词，希望能从轻发落。
这份陈情书彻底激怒了最高层。当天就下令：三位审理人员"为犯人说情殊为不法之至"，应即将三人革除原职。后来考虑到影响，改为记大过处分。
同一天，军法会审庭宣判：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王正均、林志森等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6月10日下午4时，四人被提出囚室。法庭准许他们当场书写遗嘱。
吴石拿起笔,在纸上写下："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这首诗写得悲凉而坦然。56年的人生，就这样走到尽头。可吴石并不后悔，他用"一掬丹心"四个字，表明了自己的心迹。
陈宝仓也写了几句话，具体内容已经无从查考。据说他在遗嘱中提到了家人，嘱咐他们要好好生活，不必为他悲伤。
朱枫也留下了简短的文字。这位45岁的女性，本可以在上海享受天伦之乐，却选择了这条不归路。她在遗嘱中没有抱怨，没有后悔，只是平静地交代后事。
只有聂曦，此时已经"迷惘"，没能留下遗书。这位年仅33岁的年轻人，或许实在想不出该写什么。生命就要结束，任何文字都显得苍白无力。
下午4时30分，四人被押上囚车，驶往马场町刑场。
刑场设在台北万华区，是专门处决"政治犯"的地方。四周拉起了警戒线，荷枪实弹的宪兵密密麻麻。几个记者被允许在远处拍照，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囚车停下，四人被押下车。吴石走在最前面，陈宝仓紧随其后，朱枫是第三个，聂曦最后。四个人都被五花大绑，背上插着写有名字和罪名的标牌。
阳光刺眼，台北的六月天气炎热。可四个人的脸上，都看不出恐惧。吴石神色平静，似乎在思考什么。
陈宝仓腰杆笔直，右眼的伤疤在阳光下格外明显。朱枫抿着嘴唇，目光坚定。聂曦年纪最轻，表情最为平静，仿佛要去赴一场早已预约好的宴席。
宪兵队长宣读了判决书，然后一声令下。
枪声响起，四条生命就此定格。
吴石享年56岁，陈宝仓51岁，朱枫45岁，聂曦33岁。四个人的一生，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
【六】魂归故里：一段惊险的骨灰回家路
陈宝仓牺牲后,遗体无人敢认领。按当时的规定，被处决的"政治犯"遗体，家属如果认领就会被怀疑有同样的问题。许多遗体就这样被草草掩埋，连个坟头都没有。
可陈宝仓的妻子师文通不甘心。丈夫为了理想献出生命，至少要让他入土为安。师文通在香港多方联络，终于找到两位在台湾的朋友——陈克敏和唐辉麟。
这两位朋友都敬佩陈宝仓的为人。抗战时期，陈宝仓曾帮过他们不少忙。现在陈宝仓遇难，他们觉得无论如何要帮这个忙。
可这件事风险极大。马场町刑场在六月的台北天气下，遗体腐烂得很快。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味。陈克敏和唐辉麟捂着口鼻，在成堆的遗体中寻找陈宝仓。
他们根据师文通提供的信息——陈宝仓身穿的衣服款式、右眼失明的伤疤，一具一具地辨认。终于，他们找到了。陈宝仓的遗体已经开始腐烂，但右眼的伤疤还很明显。
两人用钱贿赂了火化厂的工人。工人把陈宝仓的遗体单独拉去火化，还特意叮嘱："快一点，别让人看见。办这种事是要掉脑袋的。"
骨灰取回后，陈克敏和唐辉麟不敢多停留，赶紧离开火化厂。可骨灰怎么送到香港呢？台湾此时戒严，出入境管制极严，携带骨灰出境更是敏感事项。
师文通想到了一个人——陈禹方在台北一女中的同学殷晓霞。殷晓霞家境殷实,经常往返港台两地。师文通通过关系联系上殷晓霞，请她帮忙把骨灰带到香港。
殷晓霞虽然年轻，但很有胆识。她答应了这个请求。1950年夏天，殷晓霞登上前往香港的轮船。骨灰被装在一个普通的行李箱里，外面贴着"私人物品"的标签。
轮船在台湾海峡颠簸了一天一夜。每次船身晃动，殷晓霞的心就跟着悬起来。她生怕海关检查行李，更怕有人盘问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幸运的是，一路平安，没有遇到麻烦。
轮船抵达香港，殷晓霞把行李箱交给师文通。师文通打开箱子，看到丈夫的骨灰，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这么多年南征北战，聚少离多，没想到最后见到的，竟是一盒骨灰。
可骨灰怎么运回大陆呢？当时香港和大陆之间的人员往来还算方便，但携带骨灰过境还是很敏感。师文通找到民革香港的负责人，请求组织帮忙。
经过一番周折，陈宝仓的骨灰终于运回大陆。1951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追认陈宝仓为党员。
1952年，一份特殊的证书送到师文通手中——《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北京零零零玖号）。证书上有伟人的亲笔签名，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
零零零玖号，这个编号很特殊。它意味着陈宝仓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被追认的烈士之一。这份荣誉，是对陈宝仓一生的最高肯定。
1953年9月14日，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一场低调但高规格的公祭仪式在这里举行。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李济深担任主祭，宣读了他亲自撰写的祭文《悼陈宝仓同志》。
由于当时案件尚未完全解密，这场公祭仪式极其低调。现场只有不到20人参加，都是陈宝仓的家属和民革的人士。没有媒体报道，没有大型仪式，一切从简。
李济深在祭文中写道："宝仓同志为革命事业，深入虎穴，搜集情报，贡献卓著。不幸被捕，坚贞不屈，慷慨就义，实为民族之光，革命之楷模......"
祭文读完,陈宝仓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墓碑上刻着简单的几个字：革命烈士陈宝仓之墓。
师文通带着孩子们给陈宝仓上了一炷香。女儿陈禹方跪在墓前，想起小时候和父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父亲总是很严厉，要求她们写好毛笔字，做好功课。可父亲又很温柔，从来不打骂她们，总是讲道理、讲故事。
陈禹方后来回忆说："我把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一天一天地加起来，发现这一生中和父亲相处的时间还不到两年。"这句话说出了多少军人家庭的心声。
战争年代，军人们常年在外征战，能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真的太少太少。
吴石、朱枫、聂曦的结局各不相同。
吴石的骨灰最初存放在台北郊外的寺庙中。1973年，在特殊时期结束后，吴石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
当年，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伟人支持下，国务院追认了吴石的烈士身份。吴石的遗骸被捧回祖国大陆，安葬在北京郊外的福田公墓。
据说，伟人还为吴石写过一首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这首诗高度评价了吴石的贡献。
朱枫的骨灰回归之路更加漫长。2010年12月9日，朱枫烈士殉难60周年，她的骨灰才从台湾飞抵北京，暂存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2011年7月14日,专机护送骨灰到宁波，安放在镇海烈士陵园。朱枫终于回到了故乡。
只有聂曦，至今遗骨下落不明。他是四位烈士中最神秘的一位，生前资料极少，牺牲后在台湾没有亲人,遗体无人认领。聂曦的弟弟聂磊在大陆，曾多方打听哥哥的下落，但始终没有结果。
2013年，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成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这座广场是为了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牺牲在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
纪念广场正中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上镌刻着846位烈士的名字。纪念碑前方，自南至北依次竖立着四座雕像——陈宝仓、朱枫、吴石、聂曦。
陈宝仓的雕像身穿将军制服，右眼微闭，表情坚毅。雕塑家抓住了他最显著的特征——右眼的伤疤，以及军人的气质。雕像底座上刻着简单的介绍：陈宝仓，1900-1950，革命烈士。
每年清明节和6月10日，都会有人来到这座广场,为烈士们献花。陈宝仓的家人也会来，给外祖父上香。陈宝仓的外孙女李敏多次在采访中讲述外祖父的故事，希望更多人能记住这段历史。
2000年，台北市在马场町竖立纪念碑,保留了刑场的土丘，开辟为"马场町纪念公园"。纪念碑上刻着："纪念五十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改革牺牲的人士。"
历史就是这样吊诡。在海峡的两岸，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纪念同一群人。可无论怎样称呼，无论怎样评价，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理想，献出了生命。
【七】历史回响：一张手写情报的启示
陈宝仓的故事告诉我们，隐蔽战线的斗争比想象中更加残酷、更加复杂。
很多人以为地下工作就是搞搞情报、传传消息，其实远不止这些。
潜伏者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时刻面临身份暴露的危险，还得小心翼翼地维持双重身份。一个细节没注意到，就可能万劫不复。
陈宝仓的身份暴露，表面上看是因为一张手写情报，实际上是一连串失误积累的结果。
第一个失误，聂曦为"计小姐"办出境证。这本是人之常情，可在隐蔽战线，人情往往是最大的漏洞。出境证上留下的线索——假名字、假身份、真地址、真经办人，给特务指明了方向。
第二个失误，吴石在家中保存陈宝仓的手写情报。作为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吴石本该更谨慎。
情报传递出去后，原件就应该销毁。可吴石为何保留，至今是个谜。也许是想做备份，也许是无意之举，可这个疏忽致命。
第三个失误，陈宝仓亲手书写情报。如果用打字机打印，或者找人代笔，也许就不会暴露。可陈宝仓选择手写，他的字工整漂亮，没想到这些字迹成了呈堂证供。
三个失误，环环相扣，最终导致整个情报组织覆灭。这就是隐蔽战线的残酷现实：容不得半点疏忽,一个细节就可能带来灾难。
蔡孝乾的叛变，虽然没有直接供出吴石和陈宝仓，但给台湾地下组织带来毁灭性打击。
1949年前后，1500余名干部秘密入台执行任务。因为叛徒出卖等原因，岛内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人员被捕，1100余人被处决。
吴石、陈宝仓、朱枫、聂曦只是其中职位较高、牺牲较早的四位。还有更多的无名英雄，他们的名字甚至都没留下,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陈宝仓从一个厌恶内战的旧式军官，成长为革命战士，这个转变过程值得深思。他不是天生的革命者，而是在时代洪流中逐步觉醒的。
抗战中，他在前线浴血奋战，右眼失明仍坚持战斗，主持青岛受降仪式，这些经历让他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内战爆发后，他目睹同胞相残，百姓流离失所,开始反思战争的意义。最终，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这条路很危险，他知道。可他还是走了，而且走得义无反顾。1949年带全家去台湾时，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让家人提前离开台湾，就是在为最坏的结果做准备。
临刑前，现场记者拍下的照片显示：陈宝仓身着军装，表情从容，毫无惧色。51岁的军人，就这样走完了人生旅程。
2017年，曾和陈宝仓同在狱中的张姓老人回忆："每次放风，陈将军都挺直腰杆，步伐坚定，不屈不挠。"这就是陈宝仓，一个在生命最后时刻仍然保持军人本色的人。
历史没有如果。我们不知道如果陈宝仓没有手写情报，如果吴石没有保存原件，如果聂曦没有办那张出境证，会不会有不同的结局。可历史已经发生，我们只能从中汲取教训。
七十多年过去了，海峡两岸的关系经历了许多变化。当年那些为理想献出生命的人，他们的愿望至今尚未完全实现。可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后人不会忘记他们。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陈宝仓、吴石、朱枫、聂曦的雕像巍然屹立。每到秋天，满山红叶像一团团火焰，映照着这些英雄的面孔。
2020年6月10日，四位烈士就义70周年纪念日。烈士后代在纪念广场举行了祭奠活动。年过七八十岁的老人们，顶着北京六月的烈日，为先辈敬献花篮。
这就是陈宝仓的故事。一个因手写军事情报而暴露身份的将军，一个在生命最后时刻仍然坚守信念的军人，一个值得被历史铭记的革命烈士。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事情，比生命更重要。有些信念，值得用生命去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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