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4年10月起，红军的各支部队相继踏上长征的征程，直至1936年10月，三大主力部队在胜利的歌声中实现了历史性的会师。在这两年多的征途中，红军的脚步跨越了14个省份，跋涉于100多条江河之上，攀登了20多座海拔超过4000米的雪山，穿过了被称作“死亡之海”的广袤草地，最终抵达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陕北。在漫长的长征岁月里，红军共经历了大小战斗超过600场，其中，抢渡乌江、四渡赤水、巧妙横渡金沙江、强行渡过大渡河的四大渡河战役尤为关键。这些战役不仅展现了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的非凡军事智慧和灵活用兵策略，也深刻体现了红军战士对党的无限忠诚、坚定的信仰，以及他们为民族解放事业勇于奉献、无畏艰难险阻的革命精神。
渡乌江，勇“抢”行
1934年岁末，十二月的风雪中，中央红军历经重重磨难，终将敌人布下的三道封锁线一一突破，胜利抵达乌江之南岸。乌江，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江水深邃，流速湍急，两岸多为险峻的悬崖峭壁，天然的地形险阻难以逾越。然而，红军的背后，国民党将领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等，各率四个师的追兵，从三面迅速逼近。在乌江的北岸，贵州军阀王家烈指挥三个旅的兵力，严密封锁江面，企图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国民党方面企图凭借这天然的险阻和强大的兵力，一举将红军消灭在乌江的南岸。
在命运前途攸关的紧要关头，红军必须在天险即将被敌军突破之前，成功攻克难关，勇闯乌江，方可迎来一线转机。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于贵州省瓮安县猴场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决定红1、红3、红5军团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口发起抢渡乌江的作战行动。朱德总司令随即向红军各部发出电示：“务必保证渡过乌江的部队人数不少于一个团规模。”
接到指令后，红1军团即刻展开行动，派遣一团团长杨得志率部英勇抢渡。1月2日破晓时分，一团的战士们疾行军至回龙场渡口，目睹江水波涛汹涌，声势惊人，震耳欲聋。两岸峭壁巍峨耸立，宛如刀刻般陡峭。部队刚至江畔，便被北岸的黔军发现，密集的枪弹如同暴雨般倾泻。杨得志团长果断指挥，令部队以迫击炮还击，瞬间，敌方的火力得以暂时遏制。
红军抵达邻近的村庄，意图寻求船只以渡过乌江，却不料得知敌人已将所有的船只尽数掳掠至江北，连一根桨、一块木板也未曾留存。就在这危急关头，一则紧急情报传来，揭示追兵已不足百里之距。面对今夜无法成功渡江的困境，红军的未来命运不禁让人忧虑重重。
在紧急的商议之后，红1团当机立断，迅速投入了竹筏的制作工作，以便横渡江河。随着夜幕的降临，战士们巧妙地运用草绳、竹皮和绑腿带，迅速搭建起一条宽达一丈、长达两丈的竹筏。杨得志从队伍中精心挑选出8位擅长游泳的勇士，由连长毛振发亲自指挥，他们驾驶着竹筏，勇敢地向对岸进发。
彼刻，夜色如墨，低垂的幕布下，风雨交加，黔军未曾料及红军竟敢于竹筏之上横渡江河，因而纷纷躲藏于工事之中，以避风雨侵袭。竹筏勇闯波涛汹涌、浪高流急的江面，犹如一片孤叶在激流中随波逐浪。忽有巨浪袭来，竹筏不幸撞击礁石，瞬间倾覆，勇士们尽皆落入水中。初时，尚能隐约见到几顶人头在汹涌的波浪中时隐时现，然而转瞬之际，便悉数被漩涡无情吞噬……
眼见八位勇士渡河受阻，杨得志当机立断，挑选出十八名勇猛的战士，命令营长孙继先率队，于黎明时分，再次踏上竹筏，试图横渡河流。当竹筏划至江心，北岸的敌军阵地突然枪声大作，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原来，毛振发等人落水后，凭借过人的泳技游至北岸，但夜色深沉且地形生疏，便藏匿于岩石缝隙之中。直至凌晨，他们目睹战友们再次乘筏尝试抢渡，于是趁机对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袭击。
把握住有利时机，孙继先率部英勇登陆北岸，勇猛冲击敌军阵地。在另一侧，杨得志目睹了成功抢渡的壮举，随即下令将所有迫击炮的火力集中对准敌人的火力点，敌军顿时陷入混乱，四处溃散。红军勇士们奋勇拼搏，最终夺取了山顶阵地，并掌握了回龙场渡口的控制权。紧接着，工兵营迅速搭建起浮桥，红一、红九军团得以顺利渡过江河。
与此同时，红三、红五军团亦在茶山关与江界河渡口巧妙抢渡，成功突破乌江的重重封锁，进而向遵义及老君关疾速挺进。蒋介石企图在乌江北岸对红军进行围剿的计划，至此彻底化为泡影。
1月15日，《红星报》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以“辉煌的起点：一九三五年的首场激战”为主题，对抢渡乌江的壮丽场景进行了生动描绘。开国少将肖锋在亲身参与抢渡乌江的战斗之后，提笔创作了一首诗歌。乌江蜿蜒曲折，滔滔长流，沿岸十里，滩涂密布，水流湍急。红军战士们脚缠绳索，藤蔓紧束，勇攀险滩，不畏山势之高，不惧险阻之难。牢牢把握战争主动权，红军凭借智慧，胜过天赐之机。此诗颂扬了红军在一场惊心动魄、危机四伏的渡江战役中，所展现出的无畏牺牲、勇往直前的坚定意志。
渡赤水，奇为要。
红军在横渡乌江的壮丽行动之后，各路英勇部队奋勇向遵义地区挺进。1935年1月7日，英勇的红军成功攻克了遵义城，紧接着在15日召开了闻名遐迩的遵义会议，会议明确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军事指挥的绝对领导地位。尽管这一战略性的胜利已取得，但当时的局势依旧严峻：蒋介石调动了川、滇、黔等省的军阀势力以及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总兵力超过40万，意图将红军围困在长江南岸，企图通过“合围聚歼”的策略一举剿灭红军。
“向北渡过长江，在黔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新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为了开拓通往北岸的长江新通道，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5年1月19日毅然作出决策，在遵义西部土城的青杠坡地区发起了“土城战役”，目标是击破敌军郭勋祺指挥的四个团。在彭德怀和杨尚昆的卓越指挥下，红三军团与红五军团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面对装备精良、兵力众多的敌军，我军英勇攻坚，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战斗的惨烈程度远超想象……在激战过程中，红军发现敌人的数量远超之前的估计，而且还有增援部队陆续加入。原来，战前的情报出现了重大失误，敌军并非四个团，而是多达六个团，甚至还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后续部队。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同志果断决策，命令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勇敢地阻击敌军，同时，主力部队迅速撤出战场，绕过敌军主力，向西渡过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叙永等地转移。
红军工兵营迅速在赤水河上架设了一座简易的浮桥，但部队渡河的速度却显得异常迟缓。究其根本，乃是李德与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在红军长征出发之际，部队携带了过多的器材与装备，这无疑加重了行军的负担。毛泽东当机立断，下令除粮食、武器弹药等必需品外，其余物品悉数丢弃。部队卸下了沉重的枷锁，随之气势磅礴地跨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后迅速向西挺进，向扎西地区集结，成功突破敌人的层层包围。
此刻，蒋介石敏锐地洞察到红军的北渡长江意图，随即调动重兵沿长江一线部署防线，并重新集结了四十余万大军，分三路向扎西地区发起了猛攻。同时，他还命令薛岳率领四个师的兵力，从红军后方发起追击。
面对接连不断的挑战，1935年2月9日，中革军委在扎西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决定充分发挥红军在运动战方面的优势，巧妙运用战略战术，通过实施大规模的游击战，以调动、消耗敌人，最终将其击败。毛泽东提出了一项既大胆又富有创意的策略：回师黔北，重返贵州，再次横渡赤水河，向川、滇、黔边境地区扩展我们的势力范围。
1935年2月13日，国民党军队各部陆续汇聚于扎西镇，却并未发现红军的踪影。他们无论如何也未曾料想，在这时此刻，红军主力已转战黔北，并成功击败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守军。至2月18日，红军在太平渡与二郎滩顺利完成了第二次渡过赤水河的行动，巧妙地化解了敌军的“合围”企图。
继红军成功二渡赤水河之后，在毛泽东卓越智谋的引领下，我军接连施展精妙策略，势不可挡。红1军团仅耗时短短两小时，便迅速占领了黔北的战略枢纽——桐梓，此举成功切断了敌军南北的联络通道。红3军团以磅礴的气势勇夺了险峻的娄山关，为部队挺进遵义奠定了基础，并在激战中收获了丰硕的战果，共计歼灭敌军两个师及八个团的兵力。
得知红军“二渡赤水”的消息后，蒋介石勃然大怒，将其斥为“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随即，他亲自制定“南守北攻”和“碉堡推进”的战略部署。他命令郭勋祺率领川军四个师向遵义发起猛烈攻势，而王家烈则指挥黔军从后方展开追击。与此同时，吴奇伟所率的湘军被部署在湘江沿岸，肩负起阻止红二、红六军团汇合的重任。而周浑元所指挥的中央军六个纵队则对红军实施了“合围”战术，企图将红军驱赶至长江以南的狭小区域，以便进行“集中围剿”。
面对敌军压境、险象环生的严峻时刻，毛泽东临危不惧，胸中蕴藏奇谋。他严令必须破译敌军每一份电报，以便实时洞悉敌军动向。与此同时，他指导各部队应巧妙利用险峻的山岭进行迂回穿插，灵活应对，采取既不令敌人追击也不让其得逞的策略，在行进中寻觅战机，击破敌军，最终成功实现突围。
1935年3月10日，中革军委在苟坝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必须夺取通往赤水河渡口的关键阵地——鲁班场，并执行三渡赤水的战略，以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尽管如此，部分同志对此表示了异议，他们认为鲁班场地势险峻，地形复杂，周浑元部已在此部署了三个师的兵力，而王家烈和吴奇伟分别在两侧部署了重兵，一旦红军行动不慎，将承受巨大的损失。
毛泽东剖析认为，周浑元部凭借险要的地势和雄厚的兵力防守，难免有所疏漏。若红军能巧妙运用精锐兵力进行突袭，胜利在望。再者，周浑元与王家烈、吴奇伟之间长期关系紧张，一旦鲁班场遭受攻击，王、吴二人为了自保，断不会轻易伸出援手。我们只需设法让周浑元部不敢轻举妄动，便可以顺利穿越赤水。
正如毛泽东所洞察，3月16日，鲁班场战役拉开帷幕，周浑元的部队未能及时作出防御，在一片混乱中溃不成军，被迫撤离前沿阵地。与此同时，王、吴两翼的部队保持静止，红军主力因此得以顺利实施第三次赤水河渡河行动。
随后，毛泽东下令，一支刚刚完成三渡赤水的部队伪装成红军的主力，声势浩大地向川南的古蔺地区进发。与此同时，真正的红军主力则隐蔽于深山密林之中，静待时机。蒋介石察觉到所谓的“红军主力”已踏入古蔺，意图北渡长江，于是急忙调动军队，迅速集结于川南，并狂妄地宣称：“剿匪成功，就在此一役！”然而，毛泽东再次施展妙计，巧妙地实施“回马枪”战术，率领部队掉头向东，第四次渡过赤水。趁着贵州兵力空虚之际，红军挥师挺进黔南，直指贵阳。
渡金沙江，贵在“巧”。
尽管红军已夺取“四渡赤水”的辉煌胜利，但仍然未能彻底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所面临的局势依然严峻。中革军委在深思熟虑后，做出了明智的决策，决定跨过金沙江，旨在初步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并进一步绘制黔西南红色根据地的战略蓝图。
金沙江，作为长江上游地带最为汹涌澎湃的河流段落，其险峻的地形，仅需一眼便可知其难度。江两岸，驻守着来自川、滇、黔三地的军队，以及国民党中央的精锐部队。安然渡过这条波涛汹涌的江水，无疑是一项千难万险的任务。但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的精心布局与卓越战略指导下，红军得以巧妙地跨越了金沙江。
巧妙运用“调虎离山”的策略，红军在历经四渡赤水之后，迅猛地逼近贵阳，并高喊出“直捣贵阳，生擒蒋介石”的战斗口号。此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顿时陷入一片慌乱。他已将主力部队部署在乌江、赤水一线，意图对红军进行“围剿”，而自己身边仅剩下一团兵力。红军已逼近贵阳城外二十余公里处的飞机场。于是，蒋介石急忙下令，急召距离贵阳最近的滇军军阀龙云火速前来“保驾”。龙云接到命令后，立即派遣总参谋长孙渡率领三个旅奔赴贵阳。然而，红军的真正目的在于诱使滇军主力出兵，借此削弱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渡江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为确保红军能够顺畅地穿越金沙江，夺取禄劝、武定、会泽三县成为当务之急，这一战略部署的核心目标在于确保红军两翼和后方的安全。中革军委将攻克这三座县城的重任交给了红一军团。红四团政委杨成武了解到，这几座县城并未有国民党军队驻防，于是心生一计，决定利用缴获的国民党军制服和武器，伪装成“中央军”悄无声息地占领县城。果然，当一支队伍身着整齐的军装、钢盔熠熠生辉、腰间悬挂捷克式步枪抵达城下时，守城的民团纷纷恭敬地出城迎接……就这样，红军未开一枪一弹，便轻而易举地夺得了三城，为顺利渡江扫清了障碍。
在红军对曲靖实施包围的关键时刻，他们意外截获了一辆滇军运送补给给国民党薛岳部队的汽车。汽车内装载着丰富的物资，包括粮食、食盐、火腿以及药品等。令人称奇的是，车上还携带了十张精美印刷的云南军用地图。据悉，薛岳部队曾向滇军请求军用地图，龙云便派遣汽车送至，却未料竟落入了红军手中。毛泽东在目睹这些地图后，幽默地评论道：“昔年孔明入川，赖张松献图之力；今朝红军挺进滇地，亦蒙龙云献图之助。”
智慧招募领航者：占据渡口，乃成功渡江之要害。面对来犯之敌，我军各部奋勇争先，力争掌握金沙江上之关键渡口。中央纵队司令员刘伯承与政委陈云率领干部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急行军逾百里，最先抵达皎平渡口，并惊喜地发现两条沉于江底的旧船。经紧急抢修，这些船只得以重新下水，先锋部队得以乘此顺利渡江，随即迅速控制了中武山渡口，并缴获了四艘大型船只。
在皎平渡口，江面波涛翻滚，水深流湍急，浮桥的搭建显得尤为艰难。然而，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当地的船夫和舵手们纷纷闭门谢客，不愿伸出援手。红军深入村寨，走村串户，向百姓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的崇高宗旨，并慷慨分发粮食与衣物，为体弱多病的老弱病残提供及时的医疗救助。这些善举深深打动了船夫和舵手们，他们纷纷走出家门，手持竹篙，承担起舵手的职责，一艘接一艘地引导红军顺利渡江。他们不畏艰辛，打破了“金沙自古不夜渡”的传统观念，人歇船不休，昼夜兼程，全力协助红军渡江。在此过程中，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也陆续控制了洪门、鲁车等渡口，确保了三万余名红军成功跨越金沙江，摆脱了敌人的严密封锁。
渡大渡河，重点在“强”。
红军成功跨越了金沙江，于会理城郊稍作休整，随后在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作出了重要决策：红军将横渡大渡河，继续北上征程，以期与红四方面军实现胜利会师。此外，会议还决定组建一支由刘伯承同志担任司令员的先遣队，该队伍将作为全军开路的先锋，勇往直前。
被誉为“沫水”的壮阔大渡河，河面宽广逾三百丈，水深逾十米，河床之上乱石嶙峋，暗礁密布如星。红军于五月抵达岸边，恰逢河水涨潮，激流汹涌，漩涡层出不穷，形势异常险恶。追溯至1863年五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三万余太平军抵达“沫水”的紫打地（今之安顺场），不料河水突涨，渡河计划因而失败，太平军陷入清兵围攻，最终全军覆没。
此刻，蒋介石洞悉了红军意图渡河的动向，随即调动中央军、川军、滇军等多路大军进行严密的封锁，意图发动所谓的“大渡河会战”。他狂妄地宣称，要将红军变为“第二个石达开”。
为了迷惑敌方无法准确判断红军的真实意图和渡河地点，中革军委决定派遣左权指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进行佯攻，分别对富林和雅安发动攻势，以此制造出红军将进攻成都的假象。与此同时，在富林镇集结了2000多名民工，加紧修建防御工事，并开展了划船和登陆的训练。这一行动声势浩大，旨在广泛宣传红军即将在此发起渡河行动的消息。
对岸富林镇的敌军整日心神不宁，他们纷纷向蒋介石紧急发电，迫切地要求增派援兵。蒋介石得知此事后，迅速调动兵力，向富林镇方向紧急集结。在此过程中，他亦对安顺场、泸定桥等关键渡河点的防御有所放松。
5月25日，在敌人毫无防备的关头，红军一团二连连长熊尚林带领17位英勇的战士，分乘两艘小船，于安顺场发起了突袭，并成功跨越了大渡河。直至5月30日，红军长征期间的《红星报》以整整一个版面，详细记录了这场惊心动魄、壮烈无比的战斗场景。
大渡河的波涛汹涌，流速之迅猛，竟逾越了金沙江。对岸，敌军部署了超过一个营的兵力，严阵以待。二连的十七勇士，纷纷主动请缨，在营长、连长及支书的率领下，义无反顾地率先发起强渡。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面对敌人猛烈的火力，不顾激流汹涌的险恶，在高地上展现了阶级战士令人敬仰的钢铁意志、炽热的热情和猛虎般的英勇。面对如同雪花般凶猛的激流，他们在敌人持续的射击中，坚定地成功强渡，一登陆便发起猛烈的攻势。这十七位英勇的战士，将敌人一个营彻底击溃，夺得了关键阵地，实现了强渡的第一步辉煌胜利。
桥上仅存13根空寂的悬空铁索，桥下汹涌的激流翻腾不息，漩涡此起彼伏。对岸由川军刘文辉部的一个营负责把守。
在遭遇强敌与恶劣环境的严峻考验中，红军战士们毫无畏惧之色。在连长廖大珠和指导员王海云的带领下，一支由22名勇士组成的夺桥突击队奋勇出击。红军的“神炮手”赵章成凭借其精湛的技艺，发射的迫击炮弹无一落空，精准地击中敌军炮楼，有效地削弱了敌人的火力。勇士们乘机攀爬铁索，向对岸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每前进一步，他们便铺设一块桥板。当他们行至桥中央时，敌人却在桥头纵火，企图阻止他们的行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大火，廖大珠高声呼喊：“同志们，别怕火，勇往直前，击败敌人！冲啊！”他率先冲入熊熊烈焰之中。勇士们紧随其后，手持刀枪，勇猛地冲击敌阵。红军战士们视死如归的豪情让守敌节节败退，勇士们乘胜追击，迅速铺通桥板，大部队得以迅速过桥，并迅速占领了桥头阵地。
红军主力接连跨越泸定桥，顺利穿越了险峻的地带，成功突破了敌军布下的重重“封锁”，进而深入川西腹地。这一行动一举击碎了蒋介石将红军转变为“新石达开”的幻想。
曾担任中央纵队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在赞颂强渡大渡河的辉煌胜利之际，如此感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怀抱对党、对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无限忠诚与坚定信仰，因此能在绝境中觅得生机，再次树起胜利的旗帜，再度摘得必胜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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